当唐文生在解聘通知书上看到"三个工作日内办理手续"的字样时，期末考试的油墨味还未散尽。这位95后澳洲海归博士从未想过，自己向往的"象牙塔"会以这样的方式将他驱逐——只因他拒绝在一份伪造的横向经费合同上签字。
这场风波的源头，是西安某民办二本高校5月下发的一纸新规。《科研教研工作量认定及考核管理办法》为不同职称教师划定了明确的"横向经费"到账指标：助教4.5万、讲师6万、教授10万，且需在7月前完成。对文学院教师而言，这份要求无异于天方夜谭——谁能让企业为汉语言文学研究买单?
一个月后，汉语言文学系43位教师中仅16人签字，完成率不足四成。院长在线上动员大会上的"提点"，彻底撕开了考核的虚伪面纱："拉不来项目就找公司做假合同，要么走账，要么走人。"她口中的"长远之计"，是学校为2029年申报硕士点铺路——未来5年每年师均科研经费需不低于4万元，而这意味着教师们要连续五年重复这场"经费游戏"。
为了让老师们"安心"，院长分享了自己的"真题真做"：将24年的老房装修包装成"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课题，用AI生成10万方案，再以装修公司名义分批次向学校支付费用，最后拿装修发票报销。教研室主任和专业负责人也相继站台，前者称"去年9万已报销"，后者直言"贷款8万付利息也值得"。
这场集体造假的动员，在唐文生看来却是职业生涯的"污点陷阱"。他算了笔账：6.7%增值税、10%管理费、4%假发票成本，即便顺利报销，4.5万经费也会亏损近万元。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曾因拒绝国企回扣辞职的自己，如今要在高校重蹈覆辙。"我的职业规划面向国外，学术造假是致命指控。"
最终，文学院6位拒绝签字的教师被辞退。更多人选择妥协：天津教师为孩子上附属幼儿园卖房凑40万，安徽教师贷款8万后在社交平台自嘲"没用"，中介则活跃在评论区提供"课题匹配+报账规划"服务。唐文生的困惑在于，当"花钱保工作"成为常态，人们似乎忘了这原本是场荒诞的考核。
这场困局并非民办二本独有。在苏北公办本科，文科讲师石云面对"三年每年5-7万"的指标，只能托亲戚公司走账。她最怕的是法律风险："合同流程经不起审查，学校没红头文件，出事就是老师担责。"眼下她正发愁如何凑够5万发票，"财务报销范围比针尖还小"。
一本院校的竞争则更趋白热化。北方理工类院校讲师吴建军的预聘期考核从100万突增至150万，"文件解释权在学校"。为完成指标，他在北京读博后拓展资源，给自己定了300万的"安全线"。即便如此，他仍深感高校的阶层固化："富二代能直接砸钱，长江学者门生拿项目易如反掌，像我这样没背景的只能死磕。"
科研压力下，教学早已沦为"最不重要的事"。山东公办二本讲师王森的经历颇具代表性：43岁的她面对70万横向指标(相当于7年收入)，被领导建议"抵押房子开公司"。更让她绝望的是科研热情的消磨："读博时信'万般皆下品'，工作后发现公关能力比学术能力更重要。"
教学的边缘化更让人心寒。王森每年花数月修改用不上的教学大纲，为学科评估忙整年材料;吴建军遭遇"无感听课"——教室360度监控，教师必须站在指定区域，学生抬头率纳入考核;石云所在学院"只要活着就得上课"，病假调课会影响学院排名。"所谓信息化办公，不过是全天候监控。"吴建军说，每次检查自己都会应激生病。
当"青椒叙事"从"稳定自由"变成"自由加班"，有人选择逃离。王森在感染两次甲流后终于辞职，计划做独立学业规划师，"至少能真正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更多教师仍在困境中挣扎：石云坦言"对学术还有理想"，吴建军则盘算着"通过预聘期后研究人际关系"。
这场围绕横向经费的博弈，早已超越考核本身。当高校把"申硕""双一流"的政绩压力转嫁给教师，当学术尊严让位于虚假数据，受伤的不仅是那些被迫走账或走人的个体，更是整个教育生态的根基。
应对方要求，文中唐文生、石云、刘一均、吴建军、王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