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是每一个被战争碾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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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秋,美联社(AP)一封致自由撰稿人的邮件,为全球传统书评业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邮件中,这家百年通讯社直言停止书评栏目的决定 “异常艰难”,核心原因直白却残酷 &md
2024 年秋,美联社(AP)一封致自由撰稿人的邮件,为全球传统书评业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邮件中,这家百年通讯社直言停止书评栏目的决定 “异常艰难”,核心原因直白却残酷 ——“书评受众规模持续萎缩,维持其规划、撰写与编辑的人力成本已难以为继”。这一消息并非孤立的叹息,而是主流媒体集体撤退的又一注脚:《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恩・查尔斯(Ron Charles)随即发文警告,这是 “为书评写作敲响的又一记丧钟”,而此前数月,《纽约时报》已启动文化编辑部重组,将剧评、音乐评论等传统批评岗位重新分配,计划 “突破传统评论框架” 转向视频与社交媒体 —— 业界普遍将其解读为 “传统文化批评的战略收缩”。

AP网站书评版块 图源:AP官网


一、跨洋共振:中外书评媒体的共同黄昏

传统书评的衰落,从来不是短期危机,而是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缓慢退场。早在 1959 年,美国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就在《书评的衰落》中尖锐指出,当时的美国书评界已 “被平庸的溢美之词淹没”,真正有锋芒的批评几近绝迹。半个多世纪后,文化评论家李・西格尔(Lee Siegel)在 2013 年的文章中进一步印证:批评者愈发不愿公开发表负面评价,书评逐渐沦为 “温吞的赞美文体”,失去了文化监督与审美引导的核心价值。
这种衰落的轨迹,在中国书评界同样清晰可辨。曾任《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的涂志刚曾定义,新媒体到来前,报纸副刊与专业书评杂志是书评的 “黄金载体”—— 改革开放初期,《读书》《书林》杂志创刊,书评一度成为精英阶层参与文化实践、推动社会讨论的重要工具;2003 年《新京报书评周刊》诞生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晶报・深港书评》等相继跟进,2010-2012 年鼎盛时期,全国刊发书评的大众媒体超 30 家。
但 2014 年起,中国书评媒体集体陷入寒冬:《文汇读书周报》停刊并入《文汇报》,《北京青年报・青阅读》大幅减版,更多媒体从 “单独设书评板块” 转向 “文化观察拼盘”—— 书评内容被拆分进话题讨论、书摘中,甚至彻底消失。出版社营销人陈敏的观察更为直观:“现在很少有媒体保留专门的书评版了,即使有,也更像‘附属品’,而非核心内容。”


二、新势力颠覆:书评的 “民主化” 革命与代价

传统书评的式微,与新形态书评的崛起几乎同步。美国数据公司 31Trace 曾断言:“亚马逊彻底改写了书评的游戏规则。” 在此之前,书评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媒体与专业批评家手中;而亚马逊允许任何购书者发表评论,让小众书籍、自出版作品也能获得关注,读者第一次拥有了 “反哺评论” 的权力。2006 年 Goodreads 上线后,进一步将书评从 “单向输出” 变为 “社区讨论”—— 爱书人在此分享书单、交流阅读感受,书评开始附着 “社交属性”。
随后的十余年里,新形态更是层出不穷:YouTube 上的 “BookTubers” 用视频拆解书籍,#BookTok、#Bookstagram 等标签能让一本小众小说一夜爆红,Dua Lipa 对普利策奖得主赫尔南・迪亚兹的采访式书评,在 YouTube 收获数百万播放,成为 “明星 + 文学” 的流量样本;

Dua Lipa对普利策奖得主赫尔南·迪亚兹的采访大受好评 图源:Youtube
国内小红书则成了出版业的 “种草主阵地”,陈敏透露,现在出版机构会将一半营销精力投入小红书,博主按 “200-500 元 / 条” 基础费用接单,互动量每增 500 赞加 100 元(封顶 1000 元),且需 “广铺量”(至少合作 10 位博主)才能见效。

小红书上的书籍推荐帖子 图源:小红书截图
 
这种 “民主化” 看似打破了精英垄断,却也带来新的困境。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曾指出,传统书评是 “精英启蒙大众的建构”,好书定义、经典确立都由文化精英主导;而如今,豆瓣评分、小红书笔记、亚马逊评论构成了新的评价体系 —— 人人都能发声,但声音的质量却参差不齐。陈敏坦言,读者常常 “眼花缭乱,不知道该信谁”;上海贝贝特出版社编辑尹晓冬则更担忧:“没有深度阅读和系统思考的基础,这种‘民主’可能只是‘众声喧哗’,甚至走向浮躁 —— 大家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连真正的讨论都难以发生。”


三、三重枷锁:书评生存空间的集体失守

传统书评的退场,远不止 “新形式冲击” 这么简单。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其生存空间正被层层压缩。
首先是读者的 “注意力迁移” 。尹晓冬观察到,短视频 “淹没了人们的专注力”,短阅读、碎片化信息成了主流 ——“看一个 3 分钟视频就能了解一本书,为什么还要读几千字的书评?” 这种习惯的改变,直接导致系统性、专业性阅读需求下降,而依赖深度阅读的传统书评,自然失去了土壤。世界报业协会的数据更印证了行业困境:2019-2023 年,全球报纸发行收入下降 15%,广告收入暴跌近 30%,本就不盈利的书评板块,成了媒体 “节流” 的首选。
其次是书评本身的 “价值失焦” 。文学评论家刘剑梅在《这个时代,书评还有什么用?》中尖锐指出,如今媒体上的书评大多 “停留在表层”—— 要么堆砌作者生平,要么复述作品内容,既没有深入的文本分析,也缺乏对文学传统、审美形式的梳理。更关键的是,批评的 “锋芒” 消失了:陈敏透露,书评人大多靠出版社寄书写作,若不喜欢某本书,“通常会选择不写,而非公开批评”;尹晓冬则补充,职业书评人受限于合作关系,“真正敢批评的场景越来越少”—— 相比之下,国外 Goodreads 要求评论者标注 “书籍是否为出版社赠送”,这种利益声明虽简单,却为评论的客观性保留了底线。
最后是出版行业的 “功利化挤压” 。尹晓冬直言,出版社如今面临 “快速传播、即时变现” 的压力,更倾向于推 “能上热搜” 的话题书、明星推荐书,而非需要深度解读的严肃作品。“好书评需要时间沉淀,但现在没人等 —— 出版社要的是即时流量,媒体要的是点击量,读者要的是速食信息,好书评的生存空间自然被挤没了。”


四、捍卫最后一页:书评为何不能消失?

当 AP 的书评板块下线,当《纽约时报》转向视频,当中国的书评媒体接连缩减,一个问题愈发迫切:传统书评,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纽约客》评论员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在《为传统评论辩护》中给出了答案:评论 “不是新闻遗迹,而是最具前进性的艺术写作”。他认为,如今的文化报道总围着 “明星光环” 转,却忘了 “个人与作品的相遇” 才是核心 —— 而书评恰恰能还原这种 “独立体验”,帮读者真正理解作品的价值,而非被流量标签裹挟。
尹晓冬的观点更现实:“严肃批评是必需的。” 在她看来,好的书评不仅能探索小说的语言美、主题深度,更能培养读者的逻辑感与系统思考能力 ——“如果没有这种批评,人们很容易被极端观点煽动,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
罗恩・查尔斯的呐喊则带着更浓的情感温度。这位深耕文学评论 30 年的专栏作家坦言,自己的呐喊 “有自我利益的成分”——“我几乎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但他更坚信,若新闻业仍有 “公共服务” 的属性,书评就是 “最具表现力的贡献之一”。他比喻,缺乏深刻书评的文学界,会像 “无人打理的花园”—— 杂草丛生,而那些能改变读者生活的好书、值得被看见的新人作家,可能永远被埋没。
“我们应该捍卫它,直到最后一页。” 这句话,既是一位书评人的坚守,也是对一个时代文化深度的挽留。当短视频的狂欢落幕,当流量的泡沫消散,人们或许会重新发现:一篇有温度、有锋芒、有深度的书评,从来不是 “多余的文字”,而是照亮阅读之路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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