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曹冰燕医生指出，目前医院肥胖门诊每年接诊数千例患儿，其中体重超 200 斤的极端肥胖青少年数量不断增多。这些孩子往往并非仅面临体重问题，还同时患有高血压、高尿酸、糖尿病前期、脂肪肝等多种代谢异常疾病，甚至伴随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这一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流行趋势。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王友发教授，拥有二十年美国肥胖防控工作经验，他表示，2021 年中国学龄儿童超重 / 肥胖率已达 30%，这一水平相当于美国 2000 年左右的状态。其团队编译的《2025 年世界肥胖报告》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正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增速在全球排名第 12 位，而同期美国的增速已明显减缓，进入防控异常艰难的高位流行期。
更让人警觉的是，中国农村儿童超重肥胖率正以惊人速度赶超城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宋逸的研究（该研究获 2024 年度 “中国肥胖研究十大成果” 之一）表明，“城市孩子胖，农村孩子瘦弱” 的刻板印象正成为过去。预测显示，2025 年农村女孩超重肥胖率将反超城市女孩，2027 年农村男孩也将完成这一逆转。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 “肥胖是城市病” 的传统认知，意味着营养转型的负效应正在我国基层集中释放，肥胖开始与贫穷、落后产生关联。
肥胖对儿童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可能导致 “一代更胖的国人”。相关研究显示，3 岁时肥胖的儿童，在青春期仍有 90% 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还有相当一部分会将肥胖持续到成年期。这就是肥胖的轨迹效应，印证了 “一胖误终身” 的说法。
中国儿童肥胖率攀升与城乡逆转的成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建端联合王友发团队，对 3000 多万中国儿童数据进行荟萃分析，发现了导致儿童肥胖的关键因素，其中含糖饮料摄入、母亲孕前超重和父母超重肥胖是三大关键风险因素。值得关注的是，“睡眠不足” 对肥胖的影响大于 “缺乏锻炼”，这一结果折射出当前教育体系下学业压力对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除了进食速度快、体力活动不足和含糖饮料摄入等行为因素外，肥胖的 “代际循环” 现象最值得警惕。张建端表示，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这既与家庭成员间共享的遗传背景有关，也受环境与生活方式相互交织的影响。从生命早期（甚至孕前阶段）开始干预，是打破肥胖 “代际循环”（即肥胖父母→肥胖儿童→肥胖成人→下一代）的关键。但同时需要注意，不能将责任简单归咎于个体（尤其是女性），而应建立并提供科学、温和、无批判色彩的孕前及家庭健康支持体系。
对比中美儿童肥胖问题，二者呈现出不同特点。王友发指出，美国肥胖问题存在明显的种族和地域差异，美国南部、非裔和西班牙裔人群发病率最高；而中国则呈现北方高发、农村赶超的分布趋势。北方饮食结构中高油高盐更为普遍，快速城镇化的农村地区则正经历饮食西化、运动不足和传统 “以胖为福” 观念的多重冲击。美国的经验表明，肥胖并非单纯的 “个人选择问题”，而是社会环境、政策体系和文化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认知转变对中国制定防控策略至关重要。
儿童肥胖的影响远不止于儿童期。宋逸团队 2025 年的预测研究显示，到 2030 年，中国 7-18 岁青少年中重度肥胖者将增长 430%，肥胖合并高血压者将增加 131.5%，超重 / 肥胖总病例净增 3900 万例。宋逸担忧地表示，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叠加地域差异和社会经济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健康差距。若缺乏有力干预，未来 10-20 年中国儿童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病负担将达到不可逆转的高峰，进而影响国家人力资本和社会发展。
中国儿童肥胖防控的短板与困境
面对儿童肥胖这一复杂挑战，我国现行防控体系暴露出诸多短板和困境。曹冰燕提到，有些肥胖青少年家庭认为已经为控制孩子体重付出了努力，但效果不佳。实际上，这些家庭在饮食结构、运动习惯等方面仍有很大改善空间，这说明仅靠个人家庭的生活方式干预，难以有效应对肥胖防控问题。王友发领衔多部肥胖防控指南和共识的制定，他指出，目前我国儿童肥胖政策多为倡导性文件，缺乏强制力和跨部门协调机制。部分国家通过立法限制高糖食品、饮料广告，强制要求开展校园体育活动等做法值得借鉴，但在借鉴过程中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调整。
多位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儿童肥胖防控的主要瓶颈在于政策碎片化、执行力不足、缺乏结构性和环境层面的系统干预，且文化观念滞后。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尽管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健康认知与干预资源的投入未能同步发展，“生活富起来，理念却滞后” 的情况，使得这些地区的儿童肥胖防控难度更大。
中美儿童肥胖发展阶段与特点对比
从历史进程来看，美国儿童青少年的超重 / 肥胖率经历了三个阶段（基于美国疾控中心数据）：
- 低位稳定期（1971–1980）：2-19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 / 肥胖率维持在 15% 左右，当时社会对儿童肥胖关注度有限，尚未将其视为系统性公共卫生议题。
- 快速上升期（1988–2004）：短短 16 年间，超重 / 肥胖率从约 23% 迅速升至 33.6%，肥胖逐渐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焦点，公共卫生危机逐步形成。
- 高位流行期（2005 年至今）：2018 年约 35.4% 的儿童青少年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且严重肥胖比例持续增加。
中国学龄儿童的超重 / 肥胖率在 2021 年已攀升到约 30%，相当于美国 2000 年左右的水平，处于 “快速上升期” 的中后段。《2025 年世界肥胖报告中文版》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增速位居全球第 12 位。若不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的超重 / 肥胖率将从 2019 年的 19% 升至 31.8%，学龄前儿童为 15.6%，这意味着十年内中国可能进入类似美国的 “高位流行期”，届时防控难度将显著增加。
在特点方面，美国肥胖率存在显著人群和地域差异，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居民以及美国南部发病率最高，亚裔发病率最低。这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地区人口特征及社会经济环境差异，如部分地区存在 “食物荒漠”（缺乏健康食品）和 “食物沼泽”（快餐泛滥），且缺乏安全便利的运动场所；二是不同人群间健康素养及行为存在巨大差异；三是遗传因素使某些族群更易受环境风险影响，导致肥胖率呈现种族差异。
中国儿童肥胖问题则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在流行病学分布上，农村地区超重肥胖率快速赶超城市，形成 “城乡逆转” 新趋势，同时北方地区肥胖率显著高于南方，地域差异凸显；在社会转型影响方面，快速城镇化带来的饮食结构西化，与应试教育导致的运动时间不足，共同构成 “致肥环境” 的双重压力；在健康风险特征上，肥胖及相关代谢异常呈现显著低龄化趋势，但基层医疗机构筛查诊断能力明显不足；在文化认知层面，传统 “以胖为福” 的养育观念与现代健康理念存在冲突，家长对科学干预的接受度亟待提升。
中国儿童肥胖城乡分布变化与关键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中国儿童肥胖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但目前这一格局正发生根本性转变。宋逸表示，农村儿童的肥胖率在 2010 年前后开始显著上升，部分省份的农村女孩肥胖率已超过城市同龄人。预测显示，2025 年农村女孩的超重肥胖率将全面超过城市女孩，农村男孩也将在 2027 年实现对城市男孩的 “反超”。这种变化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农村孩子饮食结构转向高热量、体力活动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增加，以及家长健康观念滞后，对肥胖危害认识不足等。其中，农村女孩在肥胖流行中呈现出特别突出的风险，原因包括运动机会少、校园体育资源匮乏、家庭对女孩体型关注度不足，以及青春期后能量需求变化更易导致体重增长。因此，相关防控措施需尽快向农村倾斜，并重点关注女孩群体。
在儿童肥胖的影响因素中，睡眠不足的影响尤为突出。张建端团队 2025 年发表的研究整合了 3000 多万名中国儿童的相关数据，系统评估了多层级高危因素。结果显示，睡眠不足的归因风险为 15%，明显高于体育活动不足的 6.3%。这一结果与现行教育体制下课业压力过重和作息安排不合理密切相关。睡眠剥夺不仅影响休息，还会通过激素机制（如瘦素下降、饥饿素上升）干扰食欲控制与代谢节律，促使能量摄入增加、疲劳感加剧、活动欲望下降。同时，学业负担直接挤占课外身体活动时间，强化静态生活方式，而缺觉的儿童白天更易疲劳，倾向于久坐少动，形成 “缺觉→少动→肥胖” 的恶性循环。这两个因素共同指向同一个结构性根源 —— 教育制度与应试压力下对学业成绩的过度聚焦，因此必须将教育体系改革纳入儿童健康政策框架和公共卫生议程，从时间分配和评价导向等方面进行深层次调整。
父母体重对儿童肥胖的影响程度也超出很多人预期。张建端的研究显示，母亲的归因风险为 24.3%，父亲为 23.5%，表明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这一现象背后原因复杂，既源于先天的遗传易感性，也反映了后天家庭共享环境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当前中国成年人口中超重与肥胖比例已达 57%，意味着多数儿童成长于整体代谢风险偏高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儿童肥胖治理不能仅聚焦于个体，更要从家庭出发开展代谢风险的整体干预，打破代谢风险的 “家庭聚集”，阻断肥胖的代际传递。
母亲孕前超重 / 肥胖对儿童肥胖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其归因风险高达 16.7%。理论上，若能有效管理孕前体重，有望预防近六分之一的儿童肥胖发生，这是重要的公共卫生干预窗口。但需明确的是，这一结果不应被曲解为将责任单一归咎于女性个体，否则容易引发对女性的道德压力和身体羞辱。孕前健康管理应以支持性、科学性、去污名化为原则，目标从单纯 “控制体重” 转向全面 “优化孕前健康状态”，包括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心理调适等。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应打造并提供温和且无批判色彩的孕前支持系统，为所有备孕家庭提供普惠性服务。同时，这一健康理念应延伸至儿童与青少年教育阶段，学校需建立健康教育和心理支持机制，帮助女孩（和全体儿童）形成积极的身体意象与自我认同；在公众传播中，应避免使用 “母亲的体重决定孩子体型” 等表述，让公众理解儿童肥胖是遗传、行为、环境与社会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含糖饮料摄入是儿童肥胖归因风险最高的可改变行为因素（PAR% 16.4%）。理论上，若能有效干预这一因素，可减少约六分之一的儿童肥胖病例，其防控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上已有多国通过征税降低含糖饮料消费，以应对包括肥胖在内的系列公共卫生问题。但在中国推行该政策仍面临多重挑战，如公众对含糖饮品健康危害认知不足、价格敏感性研究有限、饮品行业可能存在强烈抵制，且饮品种类繁多、含糖量差异大，使征税对象界定和监管执行更为复杂。若缺乏清晰的营养标签、严格的广告限制和广泛的公众健康教育等配套措施，单靠征税难以发挥最大效果。
在当前国情下，更可行的做法是先从校园切入，推行 “无糖饮料校园”，在饮品包装上醒目标示含糖量，限制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投放等措施作为政策试点。实施过程中，需由国家卫健委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和教育等核心部门，制定校园饮水与营养标准、强化产品与广告监管，并提升公众健康意识。而如何打破部门分割真正形成合力，是政策效果能否落地的关键。
中国儿童肥胖防控的担忧与政策痛点
王友发最担心的是肥胖率持续快速上升且无减缓迹象，同时脆弱群体常被忽视。我国有 6100 万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 37.7%，占全国儿童总数的 21.9%）和 3580 万流动儿童，他们的超重肥胖率虽暂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上升势头非常明显。更复杂的是，这些群体中可能同时存在肥胖与其他营养不良问题，如微量营养素缺乏和生长迟缓等。一旦健康状况恶化，将加剧农村劳动力衰退，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并进一步造成健康不平等。宋逸认为，目前最突出的现象有两个：一是城乡逆转趋势明显，二是重度肥胖比例显著增加。这种趋势的长期后果严重，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这些健康问题会与教育资源不足、医疗可及性差叠加，形成健康不平等的恶性循环。此外，肥胖低龄化趋势明显，意味着防控的难度和代价都会急剧增加。
张建端则表示，最令人担忧的是社会整体对儿童肥胖风险的轻视与误判，学校普遍将学业成绩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挤占了体育锻炼、营养、睡眠等健康干预的空间，导致家庭和学校这两道关键防线都出现严重缺位和动力不足。
近年来，国家对儿童肥胖问题的关注达到新高度。2020 年，六部委联合发布《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明确了多部门职责分工。相关研究系统梳理出 48 项与儿童肥胖相关的政策措施和技术指南，表明中国儿童肥胖防控政策体系已初具框架。但目前的政策仍存在四个短板：
- 政策体系碎片化，缺乏法律强制力和跨部门协调机制；
- 执行效力不足，健康议题优先级低，监管和问责不到位；
- 干预精准度不够，缺乏对区域、城乡、人群、留守 / 流动儿童和文化特性的充分考量；
- 缺乏高质量的长期整合数据支撑，制约政策效果评估，无法及时优化调整。
儿童肥胖防控政策难以落实，根本原因在于肥胖成因的复杂性、利益的多方博弈与高昂的执行成本。一方面，肥胖涉及个体、家庭、学校、社区、环境与政策多重因素，牵涉学校、家庭、食品产业、广告商和零售商等众多利益主体，让这些目标不同的主体协同行动极具挑战；另一方面，关键措施如限制不健康食品营销会触及相关产业核心利益，势必引发强烈抵触和博弈，学校在应试导向下也缺乏积极性和资源将健康真正纳入优先议程，且强制性措施需配套的监管、审查与执行体系，使政策落地更具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公众尤其是许多家长对儿童肥胖长期、严重的健康风险认知有限，或对旨在改善儿童健康的限制性措施存在误解甚至反感，削弱了政策的执行基础。
中国儿童肥胖防控的可行方向
在中国，学校是防控儿童肥胖最可行、最高效、最容易被接受的阵地。首先，学校干预可执行性强，能依托现有教育管理体系快速部署；其次，家长对学校主导的健康干预接受度较高，阻力相对较小；再次，本土研究已证明学校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学生的运动习惯和饮食行为。为建立儿童肥胖长效防控机制，相关团队依托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和国家重大专项团队合作平台，建立了 “中国儿童肥胖防控合作网络”。该网络以儿童肥胖防控为核心，致力于构建 “科学研究 - 政策制定 - 实践应用” 三位一体的协同防控体系，通过 “小手拉大手” 等策略，以儿童肥胖防控为重要抓手推动实现全人群健康，支持国家慢性病防控策略和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
张建端也认同校园是最佳切入点，且校园干预不能是单一措施，而应是 “组合拳”。除限制含糖饮品、提供营养餐和保障足够体育课时外，学校还需将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和睡眠管理纳入整体方案。同时，家庭也是儿童肥胖防控的重要阵地，需提升家长的健康意识，增进其对肥胖长期风险和多因素成因的理解，减少单一归因导致的道德压力，争取家庭对各项政策的理解和配合，形成防控合力。
从更长远的公共卫生视角来看，应投资并充分发挥我国成熟的妇幼三级保健网络优势。这套系统在过去为降低我国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基础承担新使命，成为儿童肥胖防控的前沿阵地。将肥胖干预关口前移到生命最初的 1000 天，在孕期和婴幼儿阶段开展高危因素筛查和干预，从生命早期预防肥胖，是打破代际循环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资。